我抬起脚，微微一笑，“出去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别开玩笑......”

        见我没有反应，瓦尔特开始害怕，情急之下频频出种种丑态。他总是这样，傲慢自卑又多疑，连自己都不会信任，他需要关注，被遗忘比杀了他还难受。两个小时内，瓦尔特就从一开始的破口大骂转变为号啕大哭，最后变成自言自语的撒泼。“婊子，婊子，婊子。”他疲力尽的倒在地，双眼无神的看着前方，不重复这个词，“婊子，婊子.....”他唱着男人最爱的咒语，眼泪直，两手夹在大之前，遮住阴，蜷缩成团。

        我踩住肩膀将瓦尔特翻过来，盯着他的脸，脚慢慢往下。瓦尔特一阵哆嗦，咬住嘴，闭上眼睛，慢慢张开双，仰起，小心翼翼又有点兴奋的眯起眼睛。“你终于还是要我了。”他努力压抑紧张，呼急促，“来吧，你比她们都清楚这会有多快乐。”

        “别我把你交给卡扎罗斯问题理。”我抢白。

        我冷冷的坐在沙发上，面无表情。我再也不爱他了，瓦尔特，我再也不爱他了。我不知他希望我什么。他在期待我像过去那样搂住他，用我的怀抱抚他么？也许他希望我叫他瓦尔特，赦免他的罪过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即便是傲慢的小哈格纳也不可能这样愚蠢。他是希望我揍他么？他知不该骂人，他知污言秽语的代价。也许他已经自甘堕落到病态的程度，心甘情愿被殴打折磨，只为享受片刻的.....？亲密？接？交？我不知如何定义。

        果不其然，几天后，风俗监狱里出现了他的影。印着纠察队标注的卡车像一只巨大的黑口袋，从城市的各个角落网罗没有证件，居无定所的游民，再吐到风俗的院子里，好像帮贝弗拉格排出藏匿在它街里的污秽。贝弗拉格的居民早已对这种无时无刻的随机逮捕习以为常，只不过逮捕者的制服变了颜色，宪兵如今成了过街老鼠。大多数人不会太过在意，他们支持过基督教右派联盟，也支持过天主教工人党，支持过联盟前线也支持过民兴党，在铁盾党当政的近二十年里，他们也依然过着同样的日子，上学，工作，结婚，生子，按就班，似乎改变的只有和前的旗帜。

        当然，这一切都是假象。他们恨我们，恨到骨里，一如我们恨他们。在手推车里卖日用品的老太太用生了白内障的蓝眼睛恨我们，恨我们把炮弹落在她孩子的上。救火队员的遗孀用每天几个小时不间断的指桑骂槐恨我们，恨我们夺走了她的四个儿子，连最小的也没放过。我们也恨他们，用我们的生命恨他们。利伯曼用他重新开张的小诊所恨他们，告诉他们利伯曼还活着。他是这个城市为数不多非政府直接辖且合法的医疗，除了“利伯曼”，卡扎罗斯人的选

        瓦尔特脸色沉了下去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想至少有一分的我已经病态了。我不说话也没有表情，怪异的，无法控制的幻想却在脑子里蛮横生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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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之中。我盯着他的眼睛，一切好像回到多年前的下午。

        “这儿不适合你，野狗应该在路上生活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他望着我，眼睛眯起来，满是仇恨。么，“我以为你最讨厌举报的人，下胚。”瓦尔特冲我吐了口唾沫，摔门而去。

        我不好奇瓦尔特会去哪儿。我很清楚不出一周，我就会在改造中心或临时拘留和他再见。连战争都没能阻止我们重逢，这个小小的插曲又怎么可以剪断我们纠缠不清的命运呢？